刘焉公元39年~90年

鎏金铜缕玉衣，东汉时期中山简王刘焉的殓具。

刘焉墓发现和发掘的时间较早，时间在1959年，位于河北定州，是一座砖室墓，然而墓室早年被盗，不过图中右上角那个小耳室躲过了一劫，保存完好。

砖石上的铭文，以数字和计量单位为主，估计是当年工匠建墓时刻写的。

1~8、10：盗墓者所用的挖凿工具

9：盗墓者为了照明用的灯具

根据考古学家猜测，刘焉之墓可能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被盗了，上图都是在墓中发现的盗墓者所用工具，可见盗墓之猖獗。所幸墓中依旧清理出401件（套）文物，种类相当丰富，包括了玉衣、玉璧、玉蝉、玉枕、带钩、铜镜、铁制兵器等等。

左侧是玉衣碎片，出土时共有5169片，玉片之中还掺杂着石片，玉片之间残存有鎏金铜丝，因此断定此件玉衣为铜缕玉衣。在清理玉片的时候，考古人员在玉片上发现有“中山”的铭文，这是墓主人身份的有力证据之一。

刘焉的玉敛葬比较完备，除了以玉衣为殓装外，还用了玉璧铺垫，手上握有玉豚和玉龟，嘴含玉蝉，还有塞石和玉枕。上图为经过修复后的玉衣。

白玉龙形带钩（一级文物）

青玉云纹枕（一级文物）

透雕双螭纹玉璧（一级文物）

虎形铜镇（三级文物）

铜镜的托架

刘焉17岁时进爵为王，在位有36年之久，在公元90年离开人世。刘焉之死，在《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有记载：“皇子始封薨者，皆赙钱三千万，布三万匹；嗣王薨，赙钱千万、布万匹。……大为修冢茔，开神道，平夷吏人冢墓以千数，作者万余人。发常山、巨鹿、涿郡柏黄肠杂木，三郡不能备，复调余州郡工徒及送致者数千人。凡征发摇动六州十八郡，制度余国莫及。子夷王宪嗣。”由此可见，刘焉死时，这座陵墓修建的工程相当浩大。

黄肠石题刻

中山简王刘焉的陵墓自从1959年挖掘以来，墓中除了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就要数黄肠石题刻最为宝贵。但是墓中还有一个珍贵的文物，被书法界长期忽视，那就是刘焉墓中的汉代隶书遗迹了。这些文字写在墓室和墓道的顶部的砖上，写的内容是《急就章》的句子和天干地支。文字大约二十厘米，体呈白色。书风飘逸洒脱，古朴灵动，呈现出汉代人昂扬大气的精神面貌。

秦汉至魏晋,是中国文字—书法发展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时刻，它笔法最为丰富、结字最为多样、内涵最为深邃。这是一个完完全全多元的时代。但在以往，我们常常用线性的单一目光来打量古代中国书法史，以为在某一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只会有一种固定的样式、笔法和书体存在，北庄子汉墓的石刻铭文和手书字迹完全打破了这一定论——在那个变动的年代，笔法和字体多样并存，并行不悖。

南朝人羊欣在《采古来能书人名》评论锺繇时说：“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日行狎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大约，这里所说的铭石之书就是北庄子汉墓中黄肠石的刻石，而行狎书就是墓顶上的那种字。它们的功用不同、书刻的手段不同、材质不同，于是也就有了不同的写法和样式。

自从清代碑学兴盛，金石考证之风大兴，一代代金石学家对新出土文字资料的占有和研究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对汉代的碑刻，清人曾经说过“汉隶三字为宝”，可见痴迷程度。但是长久以来，人们对汉隶的理解基本就停留在汉代碑刻的八分隶书上。但是碑刻在加工过程中会受到刻碑方法的影响，还有出于庄严肃穆的字体的需要，装饰化越来越强，逐渐形成了《熹平石经》那样的折刀头样式。这并不能真实反应汉代人的日常书写习惯。

二十世纪以来，敦煌、武威、居延等地相继出土汉简，王国维《流沙坠简》成书，使汉简成了一门显学。古代“孔子壁中经”和“汲冢竹书”的故事也不再是传说。地不爱宝，一直到现在，每过几年都能听到新的简帛资料出土的消息。从简帛去看汉人手书的面貌，当然是鲜活生动的，但也存在一个问题，竹简的形制一般都很小，大概只有0.5㎝宽，小字如群蚁排衙密密麻麻，书法家在借鉴创作的时候，对汉人的笔法的研究和理解，都有相当的难度。而且简牍墨迹字径非常小，把它放大以后，笔法上要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很难适应当下创作巨幅作品要求。

幸运的是，中山简王刘焉的墓中汉代大字隶书遗迹非常清晰地展现了汉代隶书的真实面貌，为当下创作巨幅隶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学习资源，也对我们研究汉代隶书的草化提供了一个契机。

准备！

我们将进入墓室

细看汉人笔法！

创建于2014年，总第27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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